圖為袁靖在測量鳥骨。（資料圖片）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考古學者袁靖在今年兩會上共提出6個提案，其中3個事關考古工作，包括盡快將境外考古明確定位為國家行為、調整基本建設考古中的考古收費制度以及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貼制度。大家稱他為“考古代言人”。

　　但袁靖又與公眾普遍認知的考古學者不同，從事動物考古的他，常常說起的不只是地層、斷代，還有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

　　開創許多第一次

　　和許多誤打誤撞或者被調配的大學生不同，袁靖是主動選擇考古專業的。他覺得，考古學家可以通過文字之外的實物材料追尋人類的歷史。1978年，在填寫高考志願時，袁靖便報考了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80年代末，已入職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去日本學習動物考古學。“這門學科在當時的國際考古學界相當流行，但在中國還沒發展起來。回國至今，我所做的就是建設中國的動物考古學，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科技考古的世界。”他說。

　　1993年，袁靖從日本留學歸國，進入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組建的國內第一個多學科合作的考古隊，發掘河南省澠池縣班村遺址。袁靖的任務是整理、研究發掘出土的動物骨骼。在清洗一處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土坑裡出土的破碎動物骨骼時，他發現這些幾乎都是豬骨，拼對完成，居然是7頭全身骨骼完整、年齡大小不一的豬骨架。俞先生感嘆，我們考古人一直通過拼對陶片來復原陶器，但是通過拼綴骨骼來復原完整的動物，這是第一次。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快速發展，涌現出一批動物考古學者，並發表了眾多研究成果。“這幾年我們一直強調浮選，要求對特殊遺跡內的土壤過篩子，過去被忽略的小型動物的骨骼得到採集和保存。”袁靖說，這些寶貴的動物遺存，在探討古代的生物研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與國外不同，中國的動物考古與史前社會的祭祀以及之后的禮制緊密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研究動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研究禮制的形成。

　　袁靖介紹，“現在，除形態學和數量統計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於研究隨葬和祭祀的動物遺存，包括對動物譜系的探討、對毛色和體質狀況的區別、對食物結構的把握、對本地和外來物種的鑒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認知水平，這些認識，對於撰寫和補充各個時期古人隨葬和祭祀用牲的歷史是十分有益的。”

　　令袁靖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的《田野考古出土動物標本採集及實驗室操作規范》，由國家文物局作為行業標准正式頒布，對於規范全國考古遺址中出土動物遺存的採集、實驗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

　　來到一個新舞台

　　動物考古是考古學的前沿學科，依托的是相當強大的科技考古合力。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室大多研究特定時代或特定區域，袁靖所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則需要與全所的各個研究室合作，還要參與地方上的重大考古發現的綜合研究。

　　在擔任中心主任的10余年間，袁靖和大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成了亞洲地區名列前茅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在中國考古學界更是獨樹一幟。中心的人員活躍在中國大地的各個考古現場，同時，與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等眾多機構的研究人員有長期的合作，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把目光聚焦到中國。

　　“可以說，隻要中心依據規劃的思路向前發展，若干年內無出其右者。”袁靖說。

　　科技考古中心的實驗室可以為任何一個考古遺址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夏文化最核心的代表遺址二裡頭，是迄今為止中心介入最多的一個遺址，這也使二裡頭的考古報告能夠對那個時期進行最為豐富、最為翔實的描繪。

　　在袁靖的筆下，二裡頭遺址的時空、環境、生產、生活狀態都有了直接的呈現——

　　它的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當時的氣候溫暖濕潤，洛河改道，匯入伊河，使二裡頭遺址的北面與邙山連為一體﹔居民在土質肥沃、距離邙山不遠、瀕臨伊洛河的二級階地上建立居住地﹔當時人的健康狀況較好……

　　一位歷史學家感慨：如果我們所有的考古遺址都能有這樣清晰的報告，就能對不同區域的文明形態進行具體的比較，全面揭示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和內涵。

　　現在，袁靖有了一個新舞台：擔任復旦大學新成立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袁靖很喜歡這個舞台，因為他可以系統梳理那些放在自己心中很久的人與動物的故事，把它們講給復旦的本科生聽。

　　“動物進化的故事是由古生物學家來講的，而人和動物相處的歷史則要由動物考古學家來敘說。這其中的各種故事，想一想都很有趣。”袁靖認為，歷史研究就是講一個好故事，並賦予它意義。“我正在構思的一本書叫《與人同行》，專門講述距今1萬年以來人與動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含義，動物考古學家有能力把這個故事講好。”

　　袁靖很忙，除教學外，他還有新的科研計劃，“我們已經與分子生物學的學者商定合作研究。把距今10000年至距今4000年這個時間段，劃分為1000年一個單位，挑選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狗骨遺存，開展包括古DNA在內的多項研究。放眼世界，以這樣的時間尺度、空間范圍和文明持續發展為背景，開展獨立研究，隻有中國有條件。我們的研究結果一定會引起世界矚目。” （記者 楊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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