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不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最佳教学设计

编者按：清华大学附小学生用大数据方法研究苏轼精神世界的暑期作业所引起的热议至今仍在继续。赞成者认为，这是从小培养科学创新能力的“正确打开方式”；反对者认为，研究超越了小学生的正常认知水平，与素质教育的初衷南辕北辙。加强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重要意义已无须赘言，但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才是适合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之家”科猫APP平台邀请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红霞发表了相关看法。

近来，媒体领域就清华大学附小学生用“大数据方法”研究苏轼（下面简称“苏轼研究”）一事讨论热烈。就小学科学教育的目标和教学方法而言，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项能够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最佳教学设计。

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求真质疑的态度、勇于探索的品格、热爱自然的情怀。苏轼研究固然包含质疑的成分，但看不出小学生研究苏轼的内在动机、目的是什么，是前人对苏轼的评价过分或不够？显然，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不是孩子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是成人强加给孩子的问题。无论是根据早期杜威的探究教学原理还是当代的建构主义理论，学生的探究都要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实际问题基础上。小学生对苏轼的兴趣大还是对自然界兴趣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苏轼的诗歌风格类型还是太阳的东升西落、月转星移、四季更替、花开花落？

其次，探究设计的难点在哪里？哪个环节需要学生反复试验、攻克难关？探究的结论对孩子们有什么意义？科学探究往往需要经历从困惑、到寻找证据、到克服困难和战胜挫败感的过程，也需要经历与同伴分工、合作、切磋、互助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技能，而且培养了合作能力和民主意识。这些经历与家长的合作是不能替代的。

当然，对于苏轼的研究也是可以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就像类似的某种红楼梦研究一样，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然而，鉴于人类认识自然界比认识自身更早、更成熟，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于小学生而言，社会科学的主题不如自然科学的主题更合适。其次，即便是社会科学的主题，选择苏轼不如选择柳宗元，因为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散文观察入微、描摹细致，其“作品”比其他文学家更接近于科学考察的“野外记录”。以其《小石潭记》为例：“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其岸势犬牙错互”，这或许可以代表我国古代地质学野外记录的雏形——对“向斜构造”的描摹。因此教师可以将文学与科学等科目相联系进行跨学科教学探索，例如可以比较科学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也可以讨论地质构造与山水景色的关系，甚至可以让学生用模拟实验方法演示地质构造和自然景色的形成过程，并以科学观察的方式进行客观记录，甚至提出“小石潭”的构造成因假说。

小学科学课程教学应该重视与其它学科的学习相互联系，发展一种终身享用的理性的、批判性的思维习惯。从这个综合性上看，苏轼研究进行了可喜的探索。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科学课课时已经太少，因此教学设计必须精打细算，因为好的取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与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和韩愈曾经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针对当时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文风，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倡导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在语言上提倡“务去陈言”“辞必己出”。这些都是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然而，我们的教师，不仅是语文教师，包括科学教师都常常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科学基因。

关于小学阶段综合课教学，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英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内容的纵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重演西方世界从古希腊到近代两次工业革命的文明史为基本框架的。低年级小学生们身着自制的古希腊服装，制造原始的香料、橄榄油面包；学习古罗马骑兵传递信息的方法；想象在希腊群岛上写一封求救信，放在用蜡封口的自制漂流瓶里，再应用简单的海流和潮汐的知识，决定投放漂流瓶地点，并估计几天后可到达对岸岛屿，等等。由此，语文、数学、科学、历史、地理学习相互支持、融会贯通。与此相配合，英国小学生学习字母、单词和阅读、写故事、绘图同步进行，而不是先识字、后阅读、再写作。阅读、写作、绘图等多种技能各显神通，使得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的成就感就提高。

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可以直接利用的我国古代科学教育的素材尚待挖掘。除了如上所述的柳宗元作品外，《墨经》《论衡》《荀子》中有许多适合于科学教育的内容。例如，墨子的小孔成像原理就是一项不错的有利于动手操作的探究活动素材。此外，对于高年级学生，采取科学案例史教学法，探讨科学发现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如介绍墨子小孔成像原理的发现过程与先秦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都是不错的教学设计。不过，关于我国古代科学教育的素材挖掘是一项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作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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